杜甫三十七歲在長安,作《贈韋左丞丈(濟》二十二韻》自述詩學(xué)云:
讀書破萬卷,下筆如有神。
王安石以為這是杜詩所以能“妙絕古今的原因(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四引<東皋雜錄》)。杜在贈答交游各篇中,也時時提到讀書,如《鄭典設(shè)自施州歸》云:“群書一萬卷,博涉供務(wù)隙?!?span style='color: #001754;'>《可嘆》云:“丈夫正色動引經(jīng),酆城客子王季友,群書萬卷常暗誦,孝經(jīng)一通常在手?!边@是獎譽友人的。《柏學(xué)士茅屋》云:“古人已用三冬足,年少今開萬卷馀……富貴必從勤苦得,男兒須讀五車書?!边@是勉勵后輩的。
唐代文人都以博涉典籍相高,這風(fēng)氣盛于武后時;《通典·選舉典》(三)引沈既濟的話:
武后君臨天下二十馀年,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進,因循日久,寖以成風(fēng);至于開元、天寶之中,父教其子,兄教其弟無以易業(yè);大者登臺閣,小者任郡縣,五尺之童,恥不言文墨焉。
這說明“利祿之途”對文人的影響,《通典》這段話可為杜甫“富貴必從勤苦得”兩句作注解。
由于宋人說杜詩“無一字無來歷”,后來如仇兆鰲作《杜詩詳住》引三部書注“無食無兒一婦人”一句白話詩,這原很可笑(“無食”引賈誼《新書》,“無兒”引《晉書》,“一婦人”引宋玉《神女賦》);但杜甫作詩也確曾費心力于此;《劉貢父詩話》嘗疑心他的“功曹無復(fù)漢蕭何”是誤用典故,王定國和杜修可引《高祖紀(jì)》注及《吳志》證其不誤;羅大經(jīng)《鶴林玉露》不解“色難臭腐食風(fēng)香”句的“食風(fēng)香”三字,后觀佛書“凡諸所嗅,風(fēng)與香等”,意少陵用此。我們看他作《謁文公上方》、《金華山觀》、《牛頭寺》、《兜率寺》諸詩,皆多用佛典,贈僧各詩亦然(如《贈贊公四首》、《別贊上人》等),知其不但寢饋經(jīng)史,也熟于佛典。那時書籍還少刻本,杜甫又終身轉(zhuǎn)徙江湖,不可能多攜卷帙,其早年績學(xué)之功,于此可見。《舊唐書》稱柳仲郢:
廄無名馬,衣不熏香,退公布卷,不舍晝夜。九經(jīng)三史一鈔,魏晉以來南北史再鈔,手鈔分門三十卷,號《柳氏自備》。又精釋典,《瑜伽》、《智度》大論皆再鈔,自馀佛書,多手記要義,小楷精謹(jǐn),無一字肆筆。
此足見唐人記誦之功及好讀佛書的風(fēng)氣。
六朝文人讀書不多,《顏氏家訓(xùn)·勉學(xué)篇》譏笑當(dāng)時學(xué)人不知先儒中有王粲。而那時的博學(xué)家如顏之推、顧野王、劉孝標(biāo)等,則不以其學(xué)入詩;今傳諸人詩篇,只是擬樂府艷體之類;何承天號稱博通古今,今亦只傳《鼓吹鐃歌》十五首;惟庾信《詠懷二十七首》《和張侍中詠懷》等,多用書卷,在六朝詩人中算最為突出了,若論醞釀之功,還不能望老杜。
不過老杜的文學(xué)成就,卻不盡由于書卷學(xué)力,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生活閱歷和他有“窮年憂黎元”的精神。明代王嗣奭評杜詩有云:
如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諸作,非親見者不能為;然在他人,即親見亦不能為。
這三句話很有見地?!胺怯H見者不能為”是說他深于生活閱歷;“然在他人,即親見亦不能為”,是指他的思想情感,也關(guān)合他的學(xué)力修養(yǎng)。寢饋書卷深于學(xué)力的人,往往淺于實際生活的體驗;而老杜《三吏》《三別》這類大作品,實是生活和學(xué)力的統(tǒng)一。
我以為,若把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》和《贈韋左丞丈》里的兩句話寫在一起,作為杜詩的贊辭是:“窮年憂黎元,下筆如有神?!边@樣割裂原文,原不很妥當(dāng),若就杜詩思想內(nèi)容說,這比老杜自己說的“讀書破萬卷,下筆如有神”,也許會是更真實一些吧?